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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国史研究新局面
2021-08-20 来源:《社科院专刊》2021年8月20日总第572期 作者:孙钦梅(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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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史研究逐步走向学术化和规范化,学科建设日趋完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学术影响愈益扩大。尽管国史这门学科还十分年轻,但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科学认识国史研究

  国史研究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解决好历史观的问题。对同一个历史事实,运用不同的历史观,就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国史作为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历来重视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理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书写历史,坚持社会历史的阶级观,秉持科学的研究范式,并使之成为一套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唯心史观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国史研究中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本质上即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一思潮从零碎的、偶然的历史现象出发,以偏概全,甚至编造和假设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社会思潮。

  国史话语权斗争根本上是历史观之争,国史研究应对和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必须更多地从历史观的角度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国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和阐释,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想认识根源。

  分期问题是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国史研究领域而言,分期是一个分歧较多、争论较大的重要问题。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史作为中国通史部分的“断代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下的阶段划分及其称谓,二是仍然在延续发展过程中的70多年国史自身的具体历史阶段划分。关于前者,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以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认知或基本共识。由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即为“中国现代史”或称“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尽管在具体称谓上意见并不统一,但其内涵和外延多被认为是一致的,可以互换和通用。

  对于国史历史时期的划分,国内学界大致有几种分法,常被归纳为“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八分法”四种,前三种方法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21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国史分期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如新的“五分法”即依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目标模式的变化,将国史以1956年、1978年、1992年、2012年为界划分为五个时期,反映出新时期国史学界对历史发展特殊国情的认知和对新的历史分期的认识。

  国内学界在国史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分界“关节点”的认定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尤其是对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争议不大,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对 “1976—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进行划分,是放在前一时期还是之后,以及如何对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进行细化。实际上,不管哪种阶段划分方法,都要以历史研究和实践上的“适用性”和“方便性”为目的,并把握“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避免过于强调“差别”使国史整体性研究陷入碎片化。同时,国史仍处于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之中,分期问题也需要做动态性的研究。

  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问题是国史研究中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史研究必须正确认识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以探寻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和演进规律,认清历史发展的走势和趋向。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这一历史长时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把握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上的曲折、失误和错误;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国史研究不应该回避曲折、失误和错误,但在对待曲折、失误和错误时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分清哪些是主流和本质,哪些是局部和现象,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环境和导致出现曲折、失误和错误的社会根源,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成就举世瞩目,评价起来比较容易。但对前30年的历史评价,有一些分歧。前30年有曲折、失误和错误,但也要与那段历史时期中国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一起来比较分析,分清主流和支流,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

  推动国史学科走向成熟

  国史研究工作伴随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已经开始,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史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40多年的努力,国史研究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学科定位日趋清晰,与党史的关系逐渐得到厘清。开辟了相对独特的研究领域,独立的知识构架和研究体系基本确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概念、理论、方法、话语体系以及多元的研究范式。国史学科资政育人护国的社会功能得到发挥并日益受到高度重视,学科地位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研究成果丰硕。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国史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人物研究等著作不断推出,各种大事记、通鉴、年鉴、长编等陆续出版。尤其是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回忆录的公开出版,为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与学术积淀。期刊学术论文更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呈井喷态势。

  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展,研究视角日益多元,既注重“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又重视“自下而上”的地方叙事,改变了初期多集中于政治史和上层活动研究的状况。文化与科技史、生态文明史等新兴学科或跨学科领域成为学术生长点,改革开放史研究近年得到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史研究取向日益凸显。一些传统重点研究课题也继续转换研究视角,不断提出新的观点。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20世纪90年代,专门研究编纂国史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建立,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史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来自党校系统、高校系统、社科系统、军队系统以及民间的国史研究工作者与爱好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史,成为发展和繁荣国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各种类型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国际高级论坛等经常召开,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国史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被翻译引进国内。

  在充分肯定以上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国史研究中的不足。如国史学科整体研究空间尚未饱和,历史叙事仍落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构建任务仍然较重。

  未来,推动国史学科走向成熟和全面繁荣发展,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努力:一是增强国史研究者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深化对国史定位、概念、属性、范畴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使国史研究建立在系统成熟的学科基本理论之上;二是创新国史话语叙事体系,基于中国本土的视角,构建能够有效解释丰富历史现象和具有实践意义的话语叙事体系,不能落入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的窠臼;三是更加关注国外有关当代中国学的学术成果,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互动交流,包括国史学科对国外或者西方学术的实际影响,国外在研究群体、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和新变化,国外研究成果如何有效纳入国史学科发展的框架之下来考察;四是增强协作,共建国史研究学术共同体,加强与相关研究机构以及非实体研究中心之间的交流合作,整合研究队伍和研究资料等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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